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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钢:权力的转移: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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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钢:权力的转移: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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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78年年底中共中央开了两个会议,一个是工作会议,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。真正触及和深入讨论了问题的不是三中全会,而是工作会议。

  这里讲四个问题:第一,会议的背景;第二,与会者的构成和主要议题;第三,若干相关史实;第四,简单的评论。

  

  一、会议的背景

  

 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年底召开的。两年前,中国大陆发生了两件大事: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告别人世,1976年的10月“四人帮”被抓捕。两件大事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自此,中国社会开始转型。所谓转型,既包括国家职能的转型,也包括社会的转型。

  国家职能转型,就是从原来以统治职能为主,即以“阶级斗争”和政治斗争作为国家的主要职能,转向管理职能为主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虽然中共高层没有“国家职能转变”的概念,但事实上已经发生变化。长期流行的观点,认为中国大陆转入以经济为重心的轨道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。实际上,粉碎“四人帮”后这一进程就已经开始。

  社会转型,即社会真正转向现代化发展的轨道。两年间,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变化。首先是政治上的变化。在政治生活中,虽然还没有怀疑和批评毛泽东的错误,还没有放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继续维持毛泽东的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”,但是政治实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,关注的重心转向“四个现代化”。其次,在经济、教育、科学和文化方面,开始恢复1960年代的某些政策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前,中国社会处于调整时期,当时的一些政策促使了经济复苏,教育、科学回复到有序轨道,文艺创作一度活跃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过去积累的经验重新得到采用。再次,在社会方面,国民生活开始变得平稳。“文革”时期,整个社会被“阶级斗争”那根弦绷得很紧,国民普遍怀有恐惧心理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,大多数国民的恐惧感有所减弱。

  政治和社会氛围的变化带来一种双重效应:一方面,国民心理渐渐放松;另一方面,正是由于政治和社会氛围的松动,给了人们以追求历史正义的空间,人们开始呼吁平反历史遗案。后者导致了1978年的“思想解放”运动,即“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”。“真理标准讨论”实际上是针对“文革”以来甚至是“文革”以前的一些重大历史案件,即通常称之为“冤假错案”的历史问题展开的。许多历史案件不能得到解决,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批准定案的。由此引发的问题是:毛泽东定的案能不能翻?又由此引发出“真理标准问题讨论”。这场大讨论对于中国社会来讲,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松绑的作用。

 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,对“真理标准讨论”,中共高层并没有一个集体的明确表态。在高层内部,有的人支持,有的人反对。支持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,反对的代表人物是汪东兴。但是,无论支持还是反对,“真理标准讨论”在1978年7、8、9月之后变得非常热闹。1978年下半年,针对历史疑案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。比如说,越来越多的人提出“天安门事件”的“性质”应该平反。又比如,提出“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”的问题。此案牵涉面非常广,不仅当事人本身深受迫害,而且株连家属和当事人的一些社会关系。再比如,提出解决彭德怀、陶铸等人的问题。“真理标准讨论”由历史疑案不能平反引发,又推动了历史疑案的平反。

  1977年特别是1978年,中共高层一再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,扩大对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规模。1978年召开了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,会议通过了《1976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(草案)》。按照这个《纲要》,20世纪的最后23年要实现“四个现代化”,头8年要有一个相当大的发展,为后15年的发展奠定一个相当好的基础。这样一来,就使1978年的经济形势“热火朝天”,当时的说法叫“新长征”。有的人把它说成是“新跃进”,也有的人把它说成是“洋跃进”。不管这个评论是否恰当,总而言之,1978年的经济形势是鼓舞人的。

  但这并不能掩盖长期以来积累的诸多问题:第一,农村政策问题,因为当时经济发展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农村。虽然农业在10年“文革”中受破坏的程度最少,但是农业的发展也最落后。农村虽然相对稳定,没有大乱,但是农业生产水平很低。产出水平低,技术水平低,国家投入水平也很低。第二,偏重重工业,在重工业方面的投入过大,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,导致产业发展很不平衡。第三,工业生产和基础建设的技术水平和装备非常落后。第四、管理方法落后,长期实行行政管理的办法,而不是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。高层显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,希望加以改革。改革的动因不仅来自国内,也来自同外国尤其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对比。高层考虑通过借鉴国外经验,改进政策和体制。1978年中国派了许多代表团到国外、境外访问,如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,李一氓为团长、于光远和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工作者访问团访问南斯拉夫、罗马尼亚,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考察组考察香港、澳门,谷牧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西欧5国。访问回来后的信息,给高层强烈的刺激。谷牧率领的代表团是1978年6月6日回国的,准备了20多天后,向高层汇报。6月30日,中共高层集体听取了汇报。紧接着,7月至9月,国务院召开务虚会,讨论引进、改革和计划等问题。这次务虚会涉及经济工作的许多问题,为中央工作会议做了直接准备,工作会议设定的议题就是务虚会讨论的问题。

  就笔者所见材料,最早提出召开工作会议的是华国锋。6月30日听取谷牧汇报时,华提到10月份准备召开一次各省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。这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的第二次中央工作会议,第一次是1977年3月召开的。后来会议因故推迟到11月份召开。

  

  二、与会者的构成和主要议题

  

  高层最初考虑,中央工作会议开20来天。由于与会者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,而且做了相当激烈的讨论,所以会期延长了。又由于会议提出了调整高层人事问题,所以决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。工作会议从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,共36天;三中全会从12月18日开始,22日结束,只开了5天。两个会议一共开了41天,所以人称这是“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”。

  参加工作会议的一共有219人,包括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,中央军委常委,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党员副委员长和秘书长,国务院副总理,全国政协的党员副主席,高法院长,高检检察长;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分管政府工作的书记(有的地方是第二书记和书记);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;中央直属机关各部委第一把手,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第一把手,中央军委各直属机关第一、二把手。219位与会者中,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58人,占与会者人数的26.4%,超过四分之一。除了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,与会者的大多数也都是“文革”前的省部级官员,他们大都是“文革”时期被打倒的“走资派”。与会者中,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36人,占与会者人数的16.4%;其中只有20人是在中共九大上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,也就是说,纯属“文革”中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,仅占与会者人数的9.1%。与会者的构成,“文革”时期的“下台派”占了相当的比重,这个群体对会议的走向起了决定性作用。相反,“文革”中的“上台派”比重大大萎缩了。

  中央常委决定,25名中央委员不参加三中全会。这25人里,包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。吴原是陕西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工人,“文革”中担任陕西咸阳市革委会委员、陕西省革委会委员、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和书记。中共十大上第一次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,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,在四届人大上担任国务院副总理。未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中,原来职务最高的是她;但当时她已经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副总理了,只保留了中央委员。还有辽宁的尉凤英。尉1960年代是闻名全国的“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”。她本来是沈阳七二四厂的工人,当了车间工程师。“文革”中担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、中共辽宁省委常委。在九大、十大、十一大上连续当选中央委员。还有河北的王国藩。19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,河北遵化县有一个23户的初级合作社,生产资料只有“三条驴腿”,人称“穷棒子社”,领头人就是王国藩。毛泽东在1955年编辑的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一书中,收录了报道这个初级社的一篇通讯,还写了一篇序言,其中提到了王国藩的“穷棒子社”,称“穷棒子社”是“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”。王国藩和这个社由此出了名。“文革”中,王国藩担任了河北省遵化县革委会副主任、河北唐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、河北省革委会常委、中共河北唐山地委书记、中共遵化县委第一书记。从九大到十一大,连续三届当选中央委员。还有吉林的冯占武,黑龙江的于洪亮,河南的耿起昌、杜学然、冀桂昕,福建的江礼银,云南的七林旺丹等,以及康生的夫人曹轶欧、中央组织部原部长郭玉峰、邮电部原部长钟夫翔、中共天津市委原第一书记解学恭、中共河北省委原第一书记刘子厚、中共河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刘建勋,也未允参加会议。

  工作会议最初考虑讨论三个议题:第一,如何进一步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,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。如前所述,因为农业非常落后,所以恢复和发展农业成为当务之急。高层决定提交两个文件由会议讨论,一个是《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(讨论稿)》,一个是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(试行草案)》。第二,商定1979年、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。第三,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。华国锋在开幕会上讲话,增加了一个议题:在讨论上述三个议题之前,先讨论一个问题,从明年1月起,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。这个议题大概是会前不久决定的,华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的一致看法。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哪次会议讨论的,如何讨论的,迄今不知其详。因此,工作会议的议题实际上是四个。

  会议主要是开分组会。一共分了六个大组:华北、东北、华东、中南、西南、西北。中央直属机关,中央国家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的与会者,都分到了六个大组。

  工作会议只开过四次大会。第一次是11月10日开幕,华国锋在会上讲话;第二次是11月13日,由纪登奎对两个农业文件做说明;第三次是11月25日,华国锋作讲话,主要谈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;第四次是12月13日闭幕,邓小平、叶剑英、华国锋先后讲话。其余时间都是分组讨论。工作会议13日闭幕后并没有结束,14日、15日又分组讨论了两天才散会。工作会议开得很热闹,虽然只开了四次大会,但是其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使得会议出现了很多新因素,会议因而没有完全按照原定议题召开,而增加了新的重要内容。三中全会倒是比较简单,12月18日晚上开幕,华国锋做了简短讲话;22日这天通过了几个决议,决定和选举了新的高层人事和中纪委。全会实际上是履行程序性质的会议,确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。

  

  三、若干相关史实

  

  1、华国锋没有对会议设定“框框”

 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,称华国锋对工作会议设定了一个“框框”。所谓“框框”指的是华提出的三项议程(即两个农业文件、两年国民经济计划、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讲话),设定“框框”就是说华要把会议锁定在三项议程里面,不许突破。这种说法既不合事实,也不公道。会议讨论三个问题,是中央常委的集体决定,不是也不可能是华个人决定的。1978年高层高度关注引进、农业、经济速度和管理体制改革问题,为此,中央常委考虑召开工作会议,为实施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铺垫认识基础。非要说三项议程就是“框框”,那也不是华设定的。

  会议开始后,与会者超出原定议题,提出了解决历史遗案的要求,不仅华国锋没有预料到,恐怕其他常委也没有预料到。虽然未曾预料,华也没有用三项议程的“框框”去限制。迄今无人举出华设定“框框”压制的任何具体材料。事实上,华不仅没有用所谓“框框”限制,而且对与会者提出解决历史问题给予了高度评价,称赞“这次会议发扬民主,开得生动活泼”,肯定“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,是很好的”。据于光远说,华国锋在11月25日的大会讲话中,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“一个也没有回避”,“态度诚恳”。华的讲话谈了八个历史问题:即天安门事件、“二月逆流”、“六十一人案”、彭德怀案、陶铸案、杨尚昆案、康生和谢富治问题、地方性重大事件。讲话文本下发之后,华还加上了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问题。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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